人是唯一有价值观的动物，“德”就是价值观。
我们来解构一下中国的这个“德”字，中间有一个大眼睛，下面是一个心脏，左边是一个行走，最上面的一横一竖代表正。目正、行正、心正，就是德。
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当中，讲了9个字，叫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，我觉得就是立德树人最好的阐释。从这个“德”字来看的话，眼睛代表有理想，看得远；行走代表有本领，去行动；心代表的是有担当，心怀祖国。
今天我想给大家讲四个故事，代表了四个价值判断。
第一个价值判断
生命有缝，阳光才能照进来
我们来看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，陶行知四块糖的故事。
陶行知先生当校长的时候，有一天看到一位男生用砖头砸同学，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室去。当陶校长回到办公室时，男孩已经等在那里了。
陶行知掏出一块糖给这位同学：“这是奖励你的，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，说明你很守时。”孩子不敢接，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，说：“这也是给你的，我不让你打同学，你立即住手了，说明你会尊重人。”
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第二块糖，陶先生又说道：“刚才我去了解情况，知道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，说明你很有正义感，我再奖励你一块糖。”
这个男孩子拿了三块糖就哭了，说陶校长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打人了。
陶行知再掏出第四块糖，说你是好孩子，你知错就改，我再奖励你一块。我的糖发完了，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。
每个孩子在老师面前都是可以改变的，看到孩子的缺点，是我们教育者的机会。
现在我们家长为什么焦虑？我认为绝对不是焦虑自己的孩子将来不优秀，恰恰焦虑的是现在被同学看不起，被老师看不起。
进入小学的时候，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字不识，是零起点的，我们的老师是什么态度？这是一个根本问题！
我们的老师看到一个啥都不会的孩子，应该充满了欢喜，觉得这是教育的机会来了，那就是教育情怀。一个孩子识2000个字，还要他来读一年级干嘛？这体现我们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价值观。
第二个价值判断
立德树人，呼唤有灵魂的教育
我们来看个例子，人和猫、和果蝇、和香蕉，看着差这么远，但从基因的角度来看，人和猫在基因上的相似度是90%，人和果蝇的相似度为60%，人和香蕉的相似度为50%。你看到我等于看到半根香蕉。
因此，我们的教育差一点点，那就是完全不同。这个案例有点极端，有一个孩子因为平时语文考了59分，很绝望。
请注意，59分对学生是个羞辱性的分数，相比之下，55分对人的心理打击倒没有这么严重。所以打59分之前，老师必须做一个动作，要找这个孩子谈话。
比如和他谈：这个题会做吗？这个题好像也应该会做。你应该可以考到70几分，怎么考到59分？下次要努力。
老师也可以对学生说，我给你60分，不是老师不会数学，而是我给了你一分，下次考试还我两分，同意不同意？这叫教育。
直接给学生59分，老师没有错，但心里有学生吗？这是教育吗？
第三个价值判断
课程是势能，讲究高度、结构和系统
我为什么讲课程是高度、结构和系统的概念呢？我在机场看到一句话，说请看左边的一块碳，我一看这不是碳，而是钻石。后来一想，钻石真的是碳。
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木头，它就是碳，分子排列是杂乱无章的；如果是层状结构就是石墨；如果是金字塔结构排列，就是钻石；如果是60个碳原子结成一个球，就是巴基球；如果形成一层碳膜，就是石墨烯。
大家注意，对学校来说，课程面临的就是要把教师、学生、教材和教学的内容组织起来，不同的组织体现了不同的课程价值。
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挪威，时间是很多年前的5月17日，我们的导游千叮万嘱说晚上千万不要出去。当晚，我在宾馆里听见窗外大呼小叫，甚至有玻璃窗打碎的声音。
后来我才了解到，从上世纪初开始，挪威就有一个传统，他们的高中毕业生在最后一个学期有一场重头戏：毕业狂欢。
这群毕业生，穿红裤子的表示学文科的，蓝裤子的表示学理科的，三个星期不允许把裤子脱下来。他们以班级为单位，要去打工赚钱，然后买一辆大巴，里边装上音响，在国庆节5月17日晚上，把大巴拉到广场上去比谁的喇叭响。
5月17日那天晚上他们干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不犯法。这个晚上是非常疯狂的晚上，我觉得很奇怪。
我问他们教育部门的负责人，为什么这样放纵孩子们。他回答：只有本人知道，在他完全自由的时候，哪些事情可以干，哪些事情不可以干，才叫成人。这叫课程，那我们的高三学生在干什么？
第四个价值判断
教学是动能，它讲究的是宽度、程序和方法
教学是课程的实施，我想讲第四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有关钱文忠和他的老师郝老师，钱文忠在读高二的时候是很普通的孩子。
他的历史老师姓郝，郝老师在讲到世界史的时候讲到印度，讲到梵文，郝老师说梵文很难懂，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懂，这个人叫季羡林，现在在北京大学。
结果下课以后钱文忠就去找这个郝老师，“郝老师，你说梵文就一个人懂？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他说当然是真的。
“如果我去学梵文，将来就我一个人懂了？”郝老师哭笑不得。
钱文忠写了一封信给季羡林，说季老，我要报考北京大学，跟你学梵文。季老回了一封信说：欢迎报考北京大学，但是北京大学很难考的。第二年这个非常普通的孩子考了上海文科高考第二名，考入北京大学。
季羡林专门到火车站接钱文忠，后来钱文忠和季羡林住在一个房间四年，便于语言学习。
大家有没有考虑过？教学的宽度有多重要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句话改变孩子的未来。钱文忠有今天，就是郝老师上课讲了一句“废话”。而我们现在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：不考的不要问。这已经变成我们老师的口头禅。
所以我想告诉大家，无论是课程还是教学，它实际上是搭了一个平台，让我们的老师和孩子在这个平台上，在学到结构化的知识和能力的同时，又体验到学习的内在快乐和生命的价值，进而做到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。
来源：中国教育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