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唐代文人多任“刺史”？
日前，某教授在央视书画频道的节目中，宣称颜真卿写错字，将“刺史”写作“刾史”，引起书法界广泛讨论，一片哗然。“安史之乱”接近尾声时，颜真卿一度出任蒲州(今山西永济)刺史。也就是在蒲州任上，他写下了被后世誉为“天下第二行书”的《祭侄文稿》。
翻看唐代大文学家们的履历表，你会发现，其中很多人都有过担任刺史的经历，比如张说、张九龄、岑参、高适、韦应物、韩愈、白居易、元稹、刘禹锡、柳宗元、杜牧等。不少文学家在后世以刺史代称，比如岑参世称“岑嘉州”，韦应物世称“韦苏州”，柳宗元世称“柳柳州”。还有一些诗人的诗文集也以刺史命名，如岑参的《岑嘉州集》和韦应物的《韦刺史诗集》。
唐代刺史人数是一个庞大的数字，有学者考证出整个唐代的刺史人数超过两万人。在一些影视剧中，大家可能看到好几个人都是刺史，但是彼此之间会有明显的高低位之分。这是因为刺史的品级与州郡的地位相联系，唐代的州分为府、辅、雄、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八级，刺史的品级随之有高低之分，大多在从四品到正三品之间。
除了初唐时期政权初定，刺史多是武人之外，唐代的刺史大多由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知识分子担任。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。唐代苏州的经济、文化地位重要，有“吴郡，自古皆名人为守”“苏州刺史例能诗”之称。据《唐刺史考全编》的考证，担任过苏州刺史的官员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，其中包括韦应物、白居易、刘禹锡这样的大文豪。宋代时，苏州太守曾作《三贤堂记》纪念他们：“三贤平时道义为先，分相好，诚相与也，而文章政绩，兼优并著，且俱为有意于民者。”
刺史在唐前期和中期地位较高，其职权范围内的行政活动和当地文学环境紧密相关。刺史能直接决定一州内的士子是否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，并且还参与州府考试的出题，地方士子在进京考试之前，刺史还要为他们举行乡饮酒之礼。一州的刺史往往成为当地文坛的领军人物，比如张九龄曾写信给广州刺史王方庆，得到他的大力赞赏：“此子必能致远。”元稹少年时也曾在经济上得到当地刺史等官员的接济。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期间，因文采和政绩兼著，善于发现人才，因此江南地区的士子争相奔赴杭州求取发解名额。
对于文人来说，担任地方刺史，一方面可以远离朝堂上的纷争，另一方面，为州郡最高长官，也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地方文化活动中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因此，在唐前期和中期，出任刺史对文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高适早年仕途不顺，安史之乱后担任蜀州刺史，《旧唐书》说：“有唐以来，诗人之达者，唯适而已。”杜牧因长期在朝中担任闲散官职，再加上牛李党争愈演愈烈，曾请求出任杭州刺史，未获批准。后来他又连续三次上书，请求出任湖州刺史，最终如愿，感叹，“仕而至此，斯亦达矣。”韩愈在《赠崔复州序》中也说：“丈夫官至刺史亦荣矣！”
唐朝中叶以后，刺史则大多成为朝廷被贬官员的归宿。大唐文坛著名的“铁三角”都有被贬刺史的经历——韩愈原任刑部侍郎，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，被贬为潮州刺史；屯田员外郎、判度支盐铁案刘禹锡，曾被贬为连州刺史；监察御史柳宗元，曾被贬为邵州刺史。
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加强，地方的各种权力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，导致州郡地位的下降，不少节度使甚至自行任命辖区内的刺史。刺史仅能管理一些行政事务，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刺史，地位更低，一般官员都不愿意去，因此调任这类刺史就带有惩罚的性质。更甚者，如著名的“八司马”，担任刺史的助理，其地位之低，可想而知。
